15th 汉新文学 散文组 佳作奖

一个红色的蝴蝶结 作者刘元本

     一九七五年夏日踏上了新大陆。几个月过去了,却找不到工作。去做老本行教书吧,英文不够;去当侍应生。老板嫌我太瘦弱;去读研究所,没有学历证件;去给人擦皮鞋,这在电影《两亩地》上看到过,但在美国街上没见过有这种工作。

     我想,在大陆,他们说我里通外国;那么在新大陆,我该算有功人士了。不说到华盛顿特区做中央一级的大官,至少也給我弄个州长什么当当。怎么连一个工作都找不到?

    我又想,如果我现在马上回大陆,会不会立刻受重用,因为我已是个彻底的无产者。

     时空错乱,胡想不能代替面包。只有继续找工作,机会总算来了。

     耶诞节前,销售红火,百货公司招聘,人事部门负责人看了我满分的算数试卷,就聘用了我。这是我在美国的第一个工作。它的职责就是用一个叫Dolly的小车子,到公司的各部门去收集顾客买东西后留在收银台旁的各式架子,有大衣架、西服架、泳装架等等。先把它们运到一个空房间里分门别类,再送回各个部门。薪水则是法定最低的。

     我高兴地接受这份低薪工作。这样面包有了。我得以理顺我错乱的时空。

     我自嘲,我的运气多好,多年来一直和各种各样的轮子车子打交道,独轮车、粪车、黄鱼车,今天又是Dolly,从大陆一直拉到新大陆,没有个完,难道这是我的命?我不甘心啊!

     我参加了在美国的第一场“学术”考试高中同等学历文凭资格考试。那天阳光灿烂,我早早到了考场,考生不下上百个,年轻者居多,大部分是为求职需要而来的。也许,在美国,高中文凭是职场的最低要求。其中有一位老太太由她女儿陪着来的。她说她已八十岁,在她年轻时,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进中学的。她来参加考试不为什么。只是想看看自己目前的程度。如能考取就作为今年自己的生日礼物。多萧洒!我正要利用一切机会多和老美打交道,学点英文和美国文化,也就跟她说了实话:“我在二十来年前进了大学,现在没有任何学历证件,想继续念书,是为证件而来的。” 她说很好啊。旁边有一位年轻的考生听了我说的话,很不以为然。他反问我:“你念了大学。现在为那高中同等学历证书而来?”他没说出来的是:“这岂不荒唐!你自个儿可信你自己所说说的话吗?”

     我没解释,我也希望我说的不是真的。

     在大学四年级,我被划为右派,受“保留学籍,下乡劳动察看”处分。经过三年沉重艰苦劳动,摘掉了右派帽子,被通知去学校人事科报到。人事科长在办公室门口同我说“组织”决定要我去江西农村教书,并于第二天再来这里和江西学校派来的负责人联系。同时,提醒我把学生证和记分册交回给他。随即同我握手说:“毕同志,好好干。”之后,就留下我一个人在人事科门口。

     记分册是当时的大学成绩单。拿时考试都是“口试”。口试完毕,老师当场就在学生递上的记分册上写上分数后,给还学生,由学生自己保管。记分册上面了印有这样一句:毕业时,交回本记分册,换取专家资格文凭。在进大学初拿到记分册时,对著“专家资格”几个字念了七、八上十遍,激动不已,还做了很多很多好梦。

     交回一证一册,不提毕业的事,我明白了,我是被踢出校门了,和专家资格文凭绝缘了!那天风雨交加,隆隆雷声助长了“组织”的话的威力。

     不是说“保留学籍”的吗?是的,但现在不是啦!我还站在这里干什么?走!

     当时我很怒。我想起在农村劳动改造时,曾坐在牛背上吹着笛子拍了一张照,并为照片题的两句励志的诗:

     滚,滚,蚊雷,骚公子惜羽情寄山水;

     去,去,虫声,傻牛郎明志午回长空。

     “滚”和“去”是天字第一号国骂开头可换用的字。我特地用它们并以叠音开句,以洩我心头之忿。对喽囉门在斗争会上对我的狂吠,则以“蚊雷,虫声”嗤之,贬之。一次胡适先生在报上被围攻,我们的一代文豪只答了一句话:“蚊雷终究是虫声。”我好喜欢这回答,在这里以它为典。

     知道毕不了业,梦想破灭,一不做二不休,临时又以中英文“大器晚成”(A Late Bloomer)为诗句点题自勉。

     考完试回到公司,上司来同我说,三个月来,上面看我工作努力,从今天开始要我去做一个新工作。我任职的公司在美东有七家分公司。公司有一个运行诀窍,如果衣服在两週内没有卖出去就转到另一家分公司,转运工作有专人负责,要我接任的就是这个工作。这算是升迁,但没有加薪。

     更清楚了,这只是在最低工资上徘徊,在新大陆要想上一曾楼,必须要有学位和专长,天秤更向“继续念书”一边倾斜。我已近不惑之年,好在还是孑然一身,只有再赌一次了。

     我知道,高中同等学历考试考得并不好,特别是英文史地三科。但也一如预料,会通过的。我拿著证书,去纽约的一所理工学院与机电系负责教授面谈;那时很少有从大陆来的人。他听了我的情况后,简明地指出,没有大学文凭,没有成绩单,要证明我修过那些课程,只有考试一途。我可以与他约个时间,按系要求的基础课程考试。每通过一门,就免修,并给学分。

     唸书事有了眉目负责的转运工作却出了事。我清楚地记得前一天晚上快下班时,皮件部门送来六件女式皮大衣。我清点完后,登录好,并锁上门。但第二天早晨装车前感到少了些什么,一点数,竟然只有四件,少了两件。

     少了东西,无疑我是有责任的。报告吧,那大衣去了那里?不报告吧,收货的一方,发现少了,又有麻烦。最后决定按事实报告上级,反正我没拿,如工作不保。也是没有办法的事。

     谁知,我才说了个开头,上司就笑着说我通过了考试。昨晚公司派人做了“手脚”,考察我有没有发现,测试是对全公司各个方面的。不是对某一个人的。

     通过测试,既没有奖金,也没有加薪,但我得到上司的一个更好的承诺。他说我的工作比我前任几个都好,只要工作做好,有空闲时,我可以把书带到公司来唸。我那时没有汽车,曾请他帮我买过大学一些科目的旧教学用书,所以他知道我在准备功课。我很庆幸有这样一位上司。

     重温二十来年前在大学时所读过的书,有悲有喜。重温的不只是书,还有人和事。等准备好功课,我已形销骨立。

     去应考的时候,教授在历年该课程的大考试卷中随便抽一份给我。考场里就我一个人,前后五小时,片刻未停。那时我烟瘾很重,待考完物理数学电工原理等课,已是一地烟蒂。他看完试卷后说,看来我真的唸过的,学校可作为“特殊学生”收我。由他选定本系里最难的四门功课,如果我每门功课能考到“B”或以上,就转为正式学生,不然就退学。

     听到“特殊学生”这个词时,以为他讚我试卷答得好,我好乐:等到听完他接着说的,才明白他是指我可以当“试读生”。

     试读生,听来有一点刺耳。但我终于又进了大学的殿堂,只是在另一片天空下,在另一叶土地上。

     求学之路已定。我必须快快唸完,不能全工半读,要全读半工,并要以全“A”来弥补我高龄生可能带来的就职困难。我立即搬去纽约,住在地下室,同时得到了老上司的推荐,在纽约的分公司打工。

     考完四门课,得了四个“A”。系负责教授同意我作为特殊学生直接唸研究所,还是老办法。修四门课,成绩在“B”或以上,转为正式学生,不然就退学。

     在修完所有学分时,我,一个里通外国,深识劳动创造世界,劳动创造痛苦,劳动摧毁青春的大学生右派成了中美两国高中毕业,有研究所文凭,但仍然没有大学文凭的一个时代的特殊产物。

    毕业典礼我未参加。那天,我走在风雨里,我听到了风在雨中《A Late Bloomer》的浅唱。我喜欢把歌名直译为《一朵迟开的花》。

    随后,1979年,我收到了大陆寄来经过公证的、打了红色蝴蝶结的大学文凭,和也许是录自记分册的历年成绩单。我是1954年进大学的,前后二十五年,刚好四分之一个世纪。随附的还有“右派改正信”一封。

     其实,我争的不是一个学位,也不是一张文凭,而是做人的这一口气。

 

刘元本先生的彩色照片登载在该页的左上角,照片右侧的方框内有一段前言:

『原名刘元本,电机工程师。1977年开始任职于AT&T Labs1998年和2003年先后于Telcordia IBM两度退休。天马星座,最喜欢领奖。不嗜酒、不打麻将、老土。比下面文字里的“我”胖一点,懒散一点。“他”不是我,我不是“他”。

-----孙山』